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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的学生和属下——潘荣才、凌渡两位先生是广西著名作家澳门新葡萄京棋牌官网:,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广西文

时间:2020-01-07 15:5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出创建陆地文学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实际步骤,也是增强左江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个重大举措。当前创建陆地文学馆,是激励和培养崇左乃至广西高素质文艺人才的需要,也是‘花山文脉’的延续,更是壮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罗瑞宁对记者说。

该书对“文学桂军”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对青年作家的挖掘与呈现上。如在《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一文中,作者将目光聚集“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其饱含着现实与梦境的民族书写,通过对这些作家富于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多样写作的观察,有力地再现出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一文则将焦点投射在“文学桂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和“青年诗歌群”上。作者细读创作文本,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思想观念、艺术手法等,勾勒出了“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基本形象。《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一文则以2004年广西文坛的观察为契机,通过分析这些作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文学桂军”中70后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对“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观察与研究不仅成为《有我之境》一书的最大特色,同时也为今后的“文学桂军”研究作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杂志的主编关系密切。她指出,“《南方文坛》对广西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对广西青年作家的推介是全方位的”。

这些绚丽飞扬的诗句选自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它首发于1955年6月《长江文艺》,随即《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轰动一时,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盛况空前。作者韦其麟时年20岁,彼时还是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与此诗一同在新中国的文学天空熠熠生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早具有全国影响乃至国际意义的作品,次年,21岁的壮族诗人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

如上所述,无论从民族作家梯队来看,还是从民族文学与广西文学整体、广西民族文学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维度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是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当然,新时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还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存在不足和短板。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冲力和后劲,如何打造和强化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这是关系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还不够多;直面时代现实、深刻反映民族生存命运和创造实践的优秀作品还较少;长篇小说更是弱项,近30年来一直没有长篇小说获过全国大奖。二是发展不平衡。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文学发展相对繁荣,都有民族文学领军人物;毛南族、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中青年作家出现断层现象;京族、彝族等世居民族还缺乏本民族作家,多年来没有作品在国家级层面发表或出版。三是个性特色有待强化。相对于广西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省、自治区的民族文学及区域文学的民族特色和优势而言,广西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明显。壮族作家能够用壮文创作的屈指可数。这不仅表现在民族题材、民族形象、民族主题、民族语言的作品数量减少,而且表现在思想观点、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的模糊上。强调民族形式而忽略民族内容,追求现代性而割裂传统,迎合全球化而抛弃本土经验等等。就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言,作品往往有民族文化之“名”而无民族文化之“实”,注重民族形式而轻视民族文化内容,强调民族文化发展而忽略继承等。这就导致了作品中缺少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

如果把中国文学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么少数民族文学便是汇入大河的重要支流。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占据一定分量,仅广西作协的壮族作家就有数百人。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回忆,广西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呈现一段旺盛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文学桂军“三剑客”又掀热潮,少数民族作家已是广西作家的中坚力量。潘琦认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在年轻一代的不断接力下,预计未来5年会出现文学桂军第三梯队,将有更多新生力量助推广西民族文学走向外界。

区内外与会专家共同回顾陆地文学生涯及创作特点,并从“新时代的地方叙事”这一主题出发,各抒己见。

这部研究力作共分“四辑”,共计76篇文章,专门研究“文学桂军”的文章近30篇,所涉及的作家包括林白、东西、鬼子、李冯、朱山坡、李约热、光盘、纪尘、杨映川、黄佩华、王勇英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作为广西人的张燕玲在书中以“内面的人”的视角,集中展示出“文学桂军”在当下的发展状况,她尤其通过对他们创作中所凸显的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剖析与观察,构建出了“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民族性与现代感:《百鸟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桂军在中国文坛实现边缘崛起,与此同时,作为文学桂军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力军,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享誉文坛的“广西三剑客”之一的鬼子就是仫佬族。壮族作家凡一平则凭借小说《寻枪》《理发师》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广西作家集体“触电”现象的代表。随着湘西土家族青年作家田耳的加入,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实力进一步提升。目前广西作家协会共有会员2202人,其中少数民族会员866人,占39%,形成了老中青梯队整齐的多民族作家队伍。老一辈的有韦其麟、包玉堂、王云高、周民震、潘琦、蓝怀昌、韦一凡、苏长仙、何培嵩、凌渡,中青年作家有鬼子、田耳、凡一平、黄佩华、冯艺、韦俊海、红日、严风华、石才夫、李约热、蒙飞、光盘、莫俊荣、包晓泉、周龙、黄鹏等,年轻一代的作家有陶丽群、钟日胜、杨仕芳、黄土路、潘小楼、罗南、李明媚、黄少崇、纪尘、林虹等。这些作家中,瑶族的蓝怀昌、红日,仫佬族的潘琦、鬼子以及壮族的凡一平、黄佩华、冯艺、严风华、李约热、陶丽群、黄土路,侗族的杨仕芳、莫俊荣,苗族的韦晓明,土家族的田耳等,在全国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不少获得过全国大奖,如王云高曾获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鬼子、田耳获过鲁迅文学奖,韦其麟、周民震、包玉堂、何培嵩、凌渡、潘琦、冯艺、蓝怀昌、黄佩华、蒙飞、钟日胜、陶丽群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可以说,广西文学数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培养民族作家、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努力探索民族文学发展之路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桂军的崛起也是广西民族文学的崛起。而广西民族文学的发展又彰显了文学桂军在中国文学中的特质。

3注重“内观”告别“展示”

自治区党校教授陈学璞曾在2017年写过一篇调研报告,建议建立陆地文学馆。亲历揭牌仪式,他激动地说:“陆地文学馆,除了要纪念这位著名作家以及他出版的一系列精品之外,更主要还是把陆地的文化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把他的这种革命精神、人文情怀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这个馆,首先主题要鲜明。陆地在抗日烽火燃烧的时候奔赴延安,到了革命圣地经受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那里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长为一位革命作家,陆地这种精神信仰很值得我们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建这个馆,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这个馆不能够纯粹只是摆一些图书,而要营造一种氛围,让人一来到这里,就融入一种激发创作的氛围。这个馆,还可以变成文化产业创意室。”

张燕玲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尽管不能看作是对“文学桂军”发生与发展状况的研究专著,但其中所触及的“文学桂军”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形态,以及所包含的敏锐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桂军”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并成为窥探“文学桂军”发展现状的一面镜子。

1955年,壮族诗人韦其麟以叙事长诗《百鸟衣》惊艳中国文坛。3年后的1958年,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对身处边地的广西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次年,壮族作家陆地以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为国庆10周年献礼。从此,广西作家发表作品,常常以族别自称。壮、侗、苗、瑶、仫佬等11个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而韦其麟最先成功地对广西的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化和创造,为如何充分挖掘与表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做出了创造性的艺术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苏联文学批评家奇施科夫称赞韦其麟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70年来他也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

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包括汉族和11个少数民族,即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这些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民族作家经过长期努力,共同创造和形成了绚丽多彩、摇曳生姿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景观。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当前突出的问题是题材相对狭窄,乡土题材、亲情题材扎堆,能够驾驭重大题材的少数民族作家较少;缺乏宏大叙事之作,写作出现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原创性严重不足。”石一宁一语道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的弊端,并倡议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在生活的“点”上进一步深入,在生活的“面”上进一步扩展,“视野有待拓宽,阅历有待增广,观念有待转化”。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陆地文学馆不仅能够为广西的文化版图增加一个文化坐标,还因为陆地这个精神符号的丰富性,他实际上是一位革命性与传统性、民间性与现代性集于一身的作家。革命性的红色基因来自红色延安,作为鲁艺研究员,陆地参与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包括他在南宁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的生活体验与思考。传统性和现代性是陆地等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是各有不同的,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具有如此文化丰富性的陆地文学馆的建成,无数后辈将在这里得到滋养激励,也将进一步推进广西民族文化的经典化。

该书具备着强烈的地域色彩,以地域的视角彰显出“文学桂军”的创作实绩,这集中体现在对一些作家群体的观察上。在《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从“鬼门关”出发——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等文章中,“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都安作家群”等代表性作家群体进入张燕玲的批评视野。她聚焦地域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体作用,集中谈论了这些群体对于“文学桂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又立足于民族性、文化性的视角,指出这些作家在地域景观呈现上的突出贡献。而作家们则通过饱含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写作,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并最终确立起了“文学桂军”在当下发展的独特景观。当然,张燕玲并非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桂军”,而是借助海南、广东、四川等其他地域文学的观察,以深刻的对话方式与开放的眼光,将“文学桂军”放置在全国文学的发展版图之中,在呈现其近年来发展实绩的同时,有效地确立了“文学桂军”的独特性。

可以说,年轻一代作家已经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经验,在前辈的肩膀上,重新发现了某种属于文学、属于地域、属于这个时代的奇妙想象与张力。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足,在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发掘不够。这集中表现在对民族主题、题材、人物、语言、风土人情的文学表达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深入民族文化本质,同时也表现在对民族矛盾的有意回避和简单处理上,未能描画出民族性与人类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多元化的碰撞中复杂、细腻、矛盾的民族心理发展轨迹。就对民族文学发展的理念而言,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创作观念的更新构成阻碍。要么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观念,只强调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成封闭和保守的创作格局;要么片面强调开放性和世界性,有意淡化甚至“摆脱”自己的民族身份,造成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的削弱。

“近几年广西文学的一大亮点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这既是因为各民族作家勤奋、艰苦的创作,也得益于广西党政部门和文联作协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在良好的创作环境下,还需对近几年来的创作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总结经验,找出弱点。不要满足于数量的繁荣,而要把创作精品作为首要的关切和追求。在创作长篇的同时,也要重视中短篇创作。因为当下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从纯文学阅读来看,中短篇作品的读者更多,需求也更大,而且也同样能展示一个作家的才华和功力。

出席揭牌仪式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创建陆地文学馆,传承民族文学经典,打造本土民族文化品牌,创造别具一格的“文学文化景观化的创意平台”馆藏展示,不仅可以促进地域和壮族文学的持续崛起,还可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和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对崇左乃至广西推动并加固“壮汉一家亲”将发挥重大文化作用。

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如《在漫游中狂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她发现,作为“文学桂军”女性作家代表人物的林白,近年来的创作突破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进而走向了“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众多的个人生活”的创作方式。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在突破自我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文学桂军”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玫瑰花开——广西女作家札记》一文中,她抛弃了刻板的分析姿势,而以感性的心态和札记的笔法,描摹出了杨映川、黄咏梅、凌洁、纪尘等女性作家近年来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作者认为:“这真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女性,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深处,然后平静,再挣扎再平静,并以性灵记下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快乐。‘尽管绝望,仍然守望’,这是女性作家们的坚定姿态,超越年龄,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这番话既熔铸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文学桂军”发展状况的深刻关怀。

王老炳和他的聋儿子王家宽在坡地上除草……看见一团黑色的东西向他扑来,当他意识到撞上了蜂巢的时候,他的头部、脸蛋以及颈部全被马蜂包围。他在疼痛中倒下,叫喊,在玉米地里滚动……呼喊王家宽的名字……王老炳的叫喊声像水上的波澜归于平静之后,王家宽刮草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响亮。刮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家宽感到有点口渴,便丢下刮子朝他父亲走去。王家宽看见一大片肥壮的玉米被压断了,父亲王老炳仰天躺在被压断的玉米杆上,头部肿得像一个南瓜,瓜的表面光亮如镜照得见天上的太阳。

其次,是秉持精品意识,塑造民族文学形象,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广西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新时代的作家需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民族文学品牌打造,归根到底,有赖于民族文学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形象的构建,也是文学桂军得以彰显文化认同和审美标识的重要途径。

2“深扎”乡土流淌成文

据罗瑞宁介绍,该校现已成立陆地文学馆创建小组,文学院也正组建陆地文学基础研究与外联机构。

(作者:钟世华,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二级作家)

瑶族作家光盘的《去吧,罗西》也在用心描述生与死这一课。患重病的单身女罗西,生与死都希望与宠物为伴,但经济发展与人心裂变,不仅侵略人的墓地,也腐蚀着宠物墓园,更侵蚀与宠物为伴的虚空的人类,使“我”无法完成对罗西的承诺。小说独辟蹊径,对人性的追问游刃有余而意味深长。内里的人生荒诞性也体现在凡一平的《理发师》《非常审问》,以及他的“上岭村系列”。一样探讨生死一课,关注欲望下扭曲的人心、人性和人伦的,还有田耳《一天》、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等等。讷于世而敏于言的田耳,专注地把自己现实又超现实的小说世界推向极致,一如《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般的异质性与现代感。朱山坡新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从少年南方小镇的记忆出发,17个以蛋镇电影院为背景并相互关联的故事,充满了野性与荒诞、离奇与诗意。这些广西作家的近期新作,在书写浮躁复杂的现实里,既展示了时代的大进程,又多了些沉潜的人类的尊严与情怀,这些书写现实小人物的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荒诞又先锋,是真也是幻,直面严峻的现实,但都洋溢着当下难得一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是广西作家群体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

进入新时代,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引起文坛瞩目。陶丽群凭借小说集《母亲的岛》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细腻独特的人物内心描摹,彰显作家的审美追求。红日先后推出长篇小说《述职报告》《驻村笔记》,受到好评。特别是反映脱贫攻坚、塑造“第一书记”形象的《驻村笔记》,成为国内同类题材中较早推出的优秀作品。其文字中不动声色的幽默诙谐,面对苦难的坚韧和达观,体现出一种民族的共同心理特质。光盘也保持着极佳的写作状态,连续在国内各大刊物发表中短篇作品,2019年7月在《民族文学》头条推出“湘江战役”题材长篇作品《失散》。李约热、杨仕芳、韦晓明、莫俊荣等,也都佳作频出,保持着良好的创作态势。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从小羡慕少数民族作家的特色基因文化。他认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互融合,不分你我,时下对文学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每个作家都可以从不同标准中追求自己所需。同时他感觉到,面对当下文学创作同质化的现象,需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作家优势比较明显,如果将丰富性和独特性丢失,那就十分可惜。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应从渴望被人了解到深入了解自己,不要总是处于“展示”状态。如果少数民族作家不多了解自己内心,不注重“内观”,那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展示”的层次,出不了真正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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