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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我有幸责编了您三篇小说

时间:2020-01-07 16:01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纳丁·戈迪默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着、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着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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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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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莞市文联共同主办,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协办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出席会议并讲话。雷达、吴秉杰、胡平、胡殷红、吴义勤、贺绍俊、孟繁华、张颐武、陈福民、张柠、李朝全、岳雯等二十多位批评家与会,就《野狐岭》的艺术探索、西部写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主持。

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

雪漠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也是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村第一副村长,系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漠祭》《白虎关》《西夏咒》等作品。曾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评论界普遍认为,雪漠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在描绘西部广阔生活,揭示西部文化心理方面,雪漠的作品提供了很多话题。

丁:作家的写作都会受到文学上的影响,您的写作是否受到过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能否谈谈您钦佩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具体影响?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研讨中与会评论家认为,《野狐岭》是雪漠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调整,也是今年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一方面,这部作品延续了雪漠小说一贯的主题——西部文化,把消失的西部骆驼客的生活写得丰沛饱满、细致生动,另一方面,它又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性,是作家日益复杂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也是最能体现雪漠叙事才能的一部作品。评论家表示,《野狐岭》显示了雪漠的成熟气象,它既是西部写作,也是开放式的话题写作,具有“临界写作”的特点。这部作品让人们既看到了雪漠强大的写实能力、雄强阔大的大漠情绪、饱满有力的灵魂力量,又看到他创新的努力、强悍的才华、天然的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平衡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宗教与人性、惊险叙事和现代史讲述,和嫁接民俗与现代、先锋与通俗、历史与当下、南方与北方的整合能力。从阅读看,《野狐岭》的整个设计都是考虑读者的,颇具挑战性,有多种阅读的入口和途径,具有沉默的力量、叙事的魅力和人性的震撼力量。此外,这部作品也有影视化的价值和可能。

丁:最近您在读什么书或看了什么好的电影,能否分享一下?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研讨会结束时,雪漠对出席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感谢,并分享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诀窍”——作家的人格修炼——及他创作的理由。雪漠表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向往与文学追求的落差中纠结、交织而成的,《野狐岭》也是这样的产物。雪漠坦言,自己的心中也出现过无数类似的理念搏杀,最后宁静下来,就想把那个世界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就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形式创新。但这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喷涌,而不是刻意为之的。

张:我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丰满地“活在”我的心里,也“活在”我的眼前,我所作的就是用笔、用文字,将这些鲜活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创作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时,凭着对英魂的深切悼念,我走进雨花台,深入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珍贵档案,在感动震撼中接受了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在成百上千的雨花英烈中,我选取了中共早期地方杰出领导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留洋博士许包野同志为主要人物原型,描述、刻画矢志兴邦、舍生取义的英烈们的革命事迹。许包野与我同为留德博士,我的老家河南,人在江苏工作,而许包野曾经做过江苏与河南两省省委书记……多少个夜晚,我在看着、想着、写着的时候不自觉地泪流满面。而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我年少时认识的人和听过的事,有同学、有玩伴、有亲朋、有乡邻,一直印象深刻地“存在”我的脑海里,不同时期、不同年代,这些人与事会给予我不同的思考,给予我不同的感动……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品。小说以解开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西部骆驼客的探险故事。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读者、文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是的,我的父亲是河南省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是尽职尽责的事业心,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成才甘作“春蚕”,很多事情我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二是博大的胸怀,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容留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在我们家寄宿生活,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些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彻底改变了命运;三是以文学修身,喜好读书,爱好文学,以儒雅优良的品格修养,在家乡广受尊敬。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小就迷恋上了文学。我的母亲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妇女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运动,是我2018年出版的献礼淮海战役70周年的长篇小说《鏖战》中的原型人物之一,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和对事业的忠诚。出于对父母这一代人的无比敬重,出于新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呼唤,我的文学创作欲望被激发,经过不断地积累沉淀,逐渐开启了文学之路,并将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我认为,人性虽然呈现的形式有光辉与伟大,也有扭曲与变异,但归根到底,没有绝对善与恶的人性,只是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造成了选择上的一念之差,也许这就是人性善变与脆弱的体现。而我通过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就是想塑造不卑微、不放弃、不言败的人性,我想让读者在震撼与思考中,感受到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通过这种“平民史诗”,感悟到积极乐观、伟大向上的人性光辉。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

张:我的创作坚守一条规律与原则,长篇小说偏重选择重大历史题材,力求挖掘、还原、放大那个守土卫国的年代里壮怀激烈的感人故事,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与此不同的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当下社会普通人丰富而多元化的生活,以小人物呈现对人性的反思,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张:我觉得“写作者”“小说家”截然不同,是对这两类人最明显的定性,模仿电影写作,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一位作家,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伟大作品。我作品中一些情节、细节的设计,让很多读者大呼“意想不到”,我觉得这源于自己坚持不懈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认为,作家就是要有这种有别于常人的智慧与敏锐。

在工业题材小说之外,草明还写了一些其他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各种随笔散文,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某些回忆性散文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不过影响远逊于她的中长篇小说。2002年,89岁的草明逝世于北京。综观草明的一生及其文学道路和写作,有几个方面是令人难忘的。第一,就是她的一生与左翼文艺、与中国革命和解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事业始终不可分离,红色、左翼、革命和建国是嵌入她生命的“红丝带”和生命中乐于承受之重。她从高中时代参加左翼文艺投身革命,一生矢志不移,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左派”。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始终被左翼文艺与政治、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铸造和“生气灌注”,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更是彻底地强化和固化了她的思想意识,做革命和党的螺丝钉与齿轮,一切听命于组织,以党和革命的要求作为绝对律令自觉彻底地遵从、配合、服从、听将令,甘为战士和斗士,真正做到了不怕坐牢、杀头和离婚——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在延安时期又因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和下放,但她的信念从未动摇和颓废,始终认为组织安排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必须服从和配合。因此,在东北解放区批判肖军时她参加批判,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和文学批判运动她也响应,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自己也被批判打倒。她左得单纯,朴素,透明,不乏幼稚,甚至在“文革”中北京文联作家被红卫兵批判毒打时,她对老舍的揭发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她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的惯性必然。草明可以说是一个从不想主观作恶、只是跟随历史和政治大潮起伏和搏击的有些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在30年代左联成立大会上倡导要造就的大群的新的左翼战士和作家队伍,草明就是这样的一名左翼战士,永远遵从组织和政治律令,哪怕有时被革命伤害也不动摇和退出,当然,有时战斗的对象选择错了也很少忏悔和内疚,原因就在于那是她献身的理想、政治和组织的要求与 “将令”,它们在草明的世界观中是永远正确必须紧跟的。

张:对于两种体裁,没有专门的偏好,我想一位优秀的作家,既能用长篇小说承担起历史的厚度,突显民族的情怀,又能用中短篇小说彰显人性的温度,展现人性的本质。每一次,在准备创作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时,我都会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实地考察、人物采风,比如《鏖战》,虽然提笔创作仅有两年时间,但是之前的素材积累却用了八年,这期间,我遍访了淮海战役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指挥所、战场等,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大战参与者。当然,在搜集到的丰富素材中,又让我看到了小人物的可爱、隐忍、仁义与坚守,于是在创作长篇小说期间,就把对社会、对小人物的思考与感动,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转化为《天长夜短》《偃旗息鼓》《信人》等中短篇小说。无论是书写“大英雄”还是诉说“小人物”,我都要精心构思,巧妙安排,力求完美,不留遗憾。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张新科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相对于长篇来说,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张:2019年上半年,我创作的以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为背景的,50万字长篇小说《渡江》即将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作为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的献礼之作,将全面、立体描绘渡江战役背景下不为人知的地下斗争,将与《苍茫大地》《鏖战》一起形成描写新中国成立艰难历程的三部曲,形成在宏大战争背景下谍战小说的一个系列。我想通过创作这几部重大历史题材小说,来传播正能量,让社会上更多的读者甚至是青年人崇尚英雄,尊崇英雄,学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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