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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

时间:2020-01-07 15:59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原标题:孩子们也在学唱《格斯尔》金巴扎木苏在为孩子们讲《格斯尔》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记者手记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据央视)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习近平

  中国还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以传统的古朴说唱形式活跃在民间,他们是史诗的传播者。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今天,青海、甘肃等地区仍然活跃着一批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他们随时都能以娴熟的演唱技巧来讲述格斯尔的英雄故事,但是与东部蒙古说唱艺人相比,青海和甘肃地区的艺人演唱史诗时已经不使用马头琴或四弦胡琴,而叙述为主,时而以清唱为辅了。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几乎都没有“神授”或“梦授”史诗的经历。历代蒙古族史诗艺人主要是向前辈艺人学习而成功的。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出于西域迁移过来的厄鲁特蒙古人、土著查干蒙古人和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扎鲁特蒙古人之中。在漠北喀尔咯蒙古人、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遥远的卡尔梅克和图瓦地区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相对少一些。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青海高原、喀尔咯蒙古、贝加尔湖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巴林、扎鲁特草原都相隔数千里远,他们的历史文化有一定差异,但这样广阔的蒙古文化区域流传的《格斯尔》史诗,在相互要情节上没有多大区别,这说明蒙古族史诗说唱艺术来自于同一个传统。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2016年5月24日,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他参观了赫哲族民俗展,观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赫哲族伊玛堪的说唱教学。习近平总书记赞扬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与史诗相关的理论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我花钱买一双!”

  史诗《格萨尔》起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它继承了古老的说唱故事、谜语或占卜的传统,具有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本教色彩。史诗大约形成于11世纪。青藏高原传统的牧区,自古以来是艺人辈出的地方。西藏的那曲、阿里、昌都;青海的果洛、玉树、海南;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阿坝以及云南的迪庆,这些地区分散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带。这些地区正是史诗广泛流传的地域,同时也是操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人们生活的地区;这里又是藏人赴拉萨朝佛、朝圣的必经之地,也是藏人与内地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区,人口具有流动性。除了藏族以外史诗流传于中国的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地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史诗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流传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在史诗传唱的过程中,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加强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和不同族群中间,说唱艺人们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故事,英雄的形象和主题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总书记的“非遗体验”

   《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郎樱、次旺俊美、杨恩洪主编,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格斯尔》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巴林右旗委、旗政府通过强化规划指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优惠、注重传承保护等方式,深入探究适合巴林右旗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柯尔克孜族的口头传统包括韵文形式的英雄史诗、部落系谱、古老的仪式歌、哭悼歌、情歌、生活歌、儿歌、谚语和散文形式的神话、传说、故事、谜语、笑话等。其中,《玛纳斯》史诗的表演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它是柯尔克孜族口头文学传统中最古老最经典的部分。《玛纳斯》史诗讲述的是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内容的传奇故事,赞颂的是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史诗虽然在民间传承了近10个世纪,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由俄国哈萨克军官乔坎˙瓦里汗诺夫(C.Valikhanov) 和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V.V. Radlov)从民间歌手口中第一次记录下它的文本。从那以后,《玛纳斯》史诗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学者和读者所认识,并发展成为当前这样的国际性学科。到目前为止,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搜集到的《玛纳斯》史诗的各类唱本有150多个。史诗的创作者、口头传承者都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玛纳斯奇。在当代玛纳斯奇中,出生于我国新疆阿合奇县哈拉不拉克乡米尔开其村、被国内外学者尊称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的居素普·玛玛依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这些工艺师现在做的事情就跟绣花一样”

   《格斯尔全书》(第一卷),斯钦孟和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黄中祥:《哈萨克英雄史诗与其幻想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米尼克·希珀、尹虎彬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在博物馆二层,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今年86岁高龄的金巴扎木苏是《格萨(斯)尔》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老人陶醉在表演中,用这种古老的方式赞颂着平安幸福的美好生活。

  史诗《格萨尔》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重新开掘,土族《格萨尔》史诗被陆续记录和整理,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晚近的《格萨尔》研究主要集中在史诗文本类型和结构、史诗艺人及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史诗的传承和流布、史诗的历史文化内涵、史诗学科建设等方面。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和传承类型的形成,与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是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对于史诗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史意义的探讨始终是史诗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习惯于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或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或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史诗的历史原型问题,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交流梳理史诗的历史发展脉络。《格萨尔》史诗研究已经进入大学的学术建制之中,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格萨尔》研究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 国外《格萨尔》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俄、法、德、印、蒙等国相继出版了许多译本, 出现了石泰安(法) 、胡默尔(德) 、海西西(德) 、白歌乐〔蒙〕、达木丁苏伦(蒙) 、中根千枝〔日〕等一批著名“格萨尔”研究家。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留下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印记。

  以上关于蒙古族《格斯尔》说唱艺人的资料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巴雅尔图研究员提供,特此声明。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在唐昌布鞋展示台前,非遗传承人赖淑芳拿出了她代表村民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准备的礼物 —— 一双手工布鞋。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我花钱买一双!”

  在中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大量研究表明,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性上。南方各民族史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中,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迁徒史诗,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多有论述。由此可知,就史诗这一文类的界定来说,目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伊玛堪说唱是赫哲族特有的一种口耳相授、世代传承的古老民间口头说唱艺术,也是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的结晶。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重要学说;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K. Reichl)、海西西(Walther Heissig)、哈图(Otto Harrassowitz)、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朵夫(S. J. Nyekljudov)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 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漆线雕工艺在厦门流传300余年,蔡氏漆线雕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命名为“厦门漆线雕”。惠安石雕历史悠久,素有“中华一绝”“巧夺天工”之美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尹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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