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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新葡萄京娱乐场app:,从大元史到新清史

时间:2020-01-11 06:13

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über den persö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喀喇沁万户研究》、《<阿萨喇克其史>研究》等。满文文献研究方面的成果有《鄂飞满文奏折笺注》、《关于内齐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西藏秘史——围绕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满蒙文秘档》、《关于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等学术论文和大型满文资料汇编——《清前期理藩院满蒙古文题本》(1—23卷)等。

在这篇文章中我所重点讨论的几个问题,即关于“中国”和“内亚”的概念问题,和作为“大清统治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汉文和满文文献之于清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东方主义与“新清史”的关联等等,都与我作为一位藏学家或者语文学家的身份和学术兴趣有关。如果说我对“新清史”的批评和讨论多少切中了这场争论的要害,并对解决这场常常并不很学术的争端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的话,那么这纯粹是因为我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大概要比大部分参与这场讨论的清史学者们更有权威性,此外,我对东西双方的学术理路的认知与或东或西一方的学者相比可能更加清晰一点,而这要归功于二十余年间我同时游走于东西方两个学术世界的学术经历。

中国蒙古学学会2014年年会于12月2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由中国蒙古学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年会上举行了“蔡美彪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研讨会”。

本次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于10月5日下午5点至6点,由乌云毕力格、承志三位教授就“满蒙学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主题,与哥伦比亚大学师生进行座谈,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满蒙研究的成果与发展,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骛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乌云毕力格,蒙古族,1963年出生。1994年至1998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师从Michael Weiers教授学习,主专业为中亚语言文化学,副专业为满学和汉学,199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通晓满、蒙、德、日等多种文字,对清代满文文献有精深研究。曾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与亚洲研究院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日本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清史研究所双聘教授,日本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协会会刊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蒙古学问题与争论》)主编。

菩萨皇帝”,丁观鹏《乾隆皇帝洗象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年会上还举行了第三届“中国蒙古学奖”颁奖仪式,该奖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仁钦道尔吉。另有13名作者获《中国蒙古学》改刊10周年优秀论文奖。授奖仪式结束后,还就“新世纪中国蒙古学回顾与展望”进行了分组研讨。

本次会议的主旨是更加全面地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与学科建设。中原与内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向来为中国史中的重大课题;而清代中原与内亚的交流,不仅奠定了前近代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基础,更促成了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交流,为近代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多元一体格局,造成了很大的历史影响。考虑清朝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面向,兼顾中原与内亚文化的特殊性质,全面审视清代中原与内亚的历史交流,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换句话说,健全的清史研究理应在利用多语种史料的基础上,多元而客观地研究各族群在清代中国的历史活动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黄兴涛所长首先致辞。他强调,作为国家教育部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百所研究基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成立以满文文献为主攻特色的专门机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清史研究自身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扩展学术视野、深化清代前期和中期广阔的研究内容,推动清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同时,在国际清史学界愈加强调满文教研与史料运用的背景下,成立高水平的专业研究中心,也具有某种学术紧迫性。他表示,满文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清史研究所酝酿多年、全体老师共同作出的郑重决定,全所将会竭尽全力,给中心的发展以最大的支持。随后,他为乌云毕力格教授颁发了聘书,并为与会的兼职研究人员颁发了聘书。

“新清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主张藏传佛教信仰是连接满族、蒙古和西藏的一个强有力的纽带,藏传佛教,特别是其政教合一理念和菩萨皇帝观念,是大清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是清帝国统治之“内亚特性”的主要内容。正是因为清统治所具有的这种“内亚特性”,清帝国实际上由“内亚帝国”和“汉帝国”这两个同等重要的帝国组成。我在评述“新清史”的文章中,对这种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指出“新清史”家们对藏传佛教思想的种种误解,如菩萨皇帝根本就不是一个普世君主的观念,而只是分别统治西藏、蒙古和汉地的“三部怙主”之一,而“政教合一”观念即使于西藏本土也没有成功地实施,它通过蒙古再传给清朝皇帝时早已改变了内容,清朝皇帝不可能将佛教作为国教,依法政来治国、平天下等等。

蔡美彪先生是上一届“中国蒙古学奖”获得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协助范文澜主持编写了《中国通史》前四卷,主持编写了后八卷。研讨会上,大家就蔡美彪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积极发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周溯源、韩志远、陈春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等多位学者发言,与会者一致认为,蔡美彪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史学大家之一,特别是在通史、蒙元及北方民族历史研究方面造诣出众,成就卓著。他19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赢得“治史天才”美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整理研究八思巴史料,译释八思巴碑刻文献,先后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考索》等学术专著,并在《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蒙元史论文百余篇,为蒙元史和八思巴字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蔡美彪先生诚以立身,严以治学,坚韧执着,赢得了史学界和社会的尊敬。周溯源在发言中说:蒙古学学会为蔡美彪先生授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荣誉,所里同志为之鼓舞。

在会议开幕致辞时,乌云毕力格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哥伦比大学东亚系过去的合作经历,如2016年8月19-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之“帝国与族群: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2017年8月3-4日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召开之“内亚与华南的交汇:明清中央档案与地方文书工作坊”以及8月1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之“简牍学与内亚学的会面:不同时空下移民的交流”讲习会等合作项目,皆顺利取得了圆满的成果。并代表第二届清朝与内亚会议主办方,向作为第三届会议东道主的哥大东亚系,表示祝贺与感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编辑:维娜)

需要说明的是,我将这种把元史研究置于全球史、欧亚史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学术进路称为“大元史”,并非要借此而在它与以朝代更替为叙述框架的传统元史研究之间做出一种大与小的区分,于此“大元史”仅仅是作为一个或可与“新清史”相应的权宜称呼来使用的。如前所述,我对“大元史”的了解有很多来自我的经历和直觉,所以本书第一章《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其说是我个人学术研究的一项具体成果,倒不如说是对我个人学术见闻和经历的一个报告,从中读者可以看到很多属于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传记性内容。如果从强调对多语种文献史料的运用、重视对元朝以外其他蒙古汗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具备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这三个方面而言,培育我成长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所倡导的,我自己学习和接受的那个蒙元史研究传统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大元史”。但是,于此权充区分元史研究之大与小的标准,并不在于对蒙元史之具体历史细节的精细的语文学研究,而在于在全球史或者欧亚史视野中对蒙古历史叙事进行全新的改造和建构。中国学者在对蒙元王朝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领域内,并不见得一定落后于世界学术同行,但他们在对蒙元历史叙事的改造和建构上,却完全置身事外,失去了近十几年来我每天要听到很多遍的那个我们既争不来、抢不得,又不知该如何去建构和建设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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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羡林与冯其庸二位先生所倡议的“大国学”理念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推动清代中原与内亚相关研究,于2017年10月6至7日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以及孔子学院联合主办,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亚洲法研究学刊》协办,于美国纽约联合召开“超越帝国与边疆:第三届清朝与内亚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与日本等地共17位学者发表论文,来自世界各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约4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到场参会。中国参会代表除乌云毕力格教授还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沈卫荣,浙江大学教授谢继生和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庄声。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近期,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即要开办自己的特色网站,努力成为国际国内清代满文文献研究信息交流的平台。同时,还将开办不同层次的满文文献研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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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本地学者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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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下午,9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乌云毕力格简历:

作为纽带的藏传佛教

10月6、7日会议两天,发表人通过使用清代汉、满、蒙、藏、察合台与俄文等多语种史料,精彩地体现了清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乌云毕力格教授发表了以“准噶尔山川祭祀的变迁与象征意义”为题的会议论文,并与哥伦比亚大学滕华瑞教授与蒙古国立大学乌兰高娃教授等学者进行问答交流。沈卫荣教授发表了“新清史的门道与热闹”的论文,和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由滕华瑞教授主持,讨论气氛热烈。乌云毕力格教授就中国近年清代多语种档案的出版使用与科研成果方面,与在场学者进行了良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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