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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澳门新葡萄京棋牌官网: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2020-01-12 12:43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尽管《松游小唱》在中国现代文学起点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羌族现当代文学创作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1981年,羌族作家朱大录创作的《羌寨椒林》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1982年,汶川县文化馆创办手刻油印文学刊物《羊角花》。1984年成立汶川县文联,1985年将《羊角花》更名为《岷江文学》,1995年又更名为《羌族文学》季刊,刊物培养了一大批羌族作家和诗人。

  在现代文学史的原有框架内,加入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述评,总算开始注意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文学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已经很圆满了。好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已有所加强,建国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著,北从内蒙古,南到云南、广西,都已出版或正在编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它们多是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开始,直写到建国后文学的新面貌。其中1919年到1949年阶段的有关内容,对编写现代文学史有重要价值。这部分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

罗伯特·彭斯 1759年1月25日,18世纪着名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出生。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年),苏格兰农民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他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彭斯生于苏格兰民族面临被异族征服的时代,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激进的民主、自由的思想。诗人生活在破产的农村,和贫苦的农民血肉相连,他的诗歌歌颂了故国家乡的秀美,抒写了劳动者纯朴的友谊和爱情。 1759年,罗伯特·彭斯出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的艾尔郡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在田里干活,幼时只上过2年多的学,好在父亲虽为辛苦操劳的农民,却也明白知识对于孩子的意义,夜来在繁重的劳作结束后,他亲自教导彭斯文法及神学知识。12岁后彭斯又继续前往离家很远的村落上学,学习英文之余还学习了优美的法文。他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各国文学无不涉猎。 1783年彭斯开始写诗。1786年出版《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集中收有《两只狗》、《一朵红红的玫瑰》《致小鼠》、《致山中雏菊》、《致虱子》等优秀的苏格兰比兴诗,辛辣的讽刺诗《圣节集市》,歌颂农民及优美大自然的《农民的星期六夜晚》等诗篇。诗集引起轰动。他被邀请到爱丁堡,成为名公贵妇的座上客,并结识了苏格兰歌谣收集者约翰逊。不久回到故乡。 1788年,彭斯考取税务局职员,1789年谋得一个小税务官的职位,每周要骑马上班。就在那一段飞扬驰骋的日子里,他有了灵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出了《友谊天长地久》。 后半生主要收集苏格兰民间歌曲和词作,为约翰逊编辑了六卷本的《苏格兰音乐总汇》,为汤姆森编辑了八册《原始的苏格兰歌曲选集》,使许多将要失传的民歌得以保存。为不少名曲填写的歌词使他蜚声世界。后期主要诗作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叙事诗《汤姆·奥桑特》,写一个酒徒夜行遇鬼的故事。另一首长诗《快活的乞丐》写一群男女流浪者寻欢作乐。他的作品淳朴、活泼,表现出自由、平等的思想追求。 同时,其最早创作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曾作为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传唱。 每年的1月25日,苏格兰人民还会举行盛大的欢庆,纪念这位浪漫的诗人。 英国浪漫主义起始于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其最优秀的诗歌作品产生于1785~1790年 ,收集在诗集《主要以苏格兰方言而写的诗》中。诗集体现了诗人一反当时英国诗坛的新古典主义诗风,从地方生活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以虔诚的感情歌颂大自然及乡村生活,以入木三分的犀利言辞讽刺教会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虚伪。 诗集使彭斯一举成名,被称为天才的农夫。后应邀到爱丁堡,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显贵中间。但发现自己高傲的天性和激进思想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乃返回故乡务农。一度到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游历,后来当了税务官,一边任职一边创作。 彭斯的诗歌作品多使用苏格兰方言,并多为抒情短诗,如歌颂爱情的名篇《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和抒发爱国热情的《苏格兰人》等。他还创作了不少讽刺诗,诗札和叙事诗。作品表达了平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同情下层人民疾苦,同时以健康、自然的方式体现了追求“美酒、女人和歌”的快乐主义人生哲学。彭斯富有敏锐的幽默感。对苏格兰乡村生活的生动描写使他的诗歌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除诗歌创作外,彭斯还收集整理大量的苏格兰民间歌谣,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的《苏格兰音乐总汇》和八卷本的《原始的苏格兰歌曲选集》。其中《往昔的时光》不仅享誉苏格兰,而且闻名世界。

钟世华:“一带一路”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您当时提出丝路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机遇的初衷是不是也想给少数民族作家树立一种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到了清代,羌族文学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嘉庆年间,汶川县羌族聚集区绵池出现了“高氏五子”,即高万选、高万昆、高吉安、高辉光、高辉斗五兄弟。他们在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故乡的土地,彩绘山川,唱呤古迹,诗风淳朴,笔力遒劲。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得到发展,有的民族已编写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但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史。只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入史,如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萧乾等。现在也有把沈从文作为苗族作家的。而真正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创造现代文学主流的是汉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和群众的创作,也应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才能全面反映我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表现我国现代文学多民族性的特点,这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清代郑板桥有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觉得这也是创作与批评关系之真谛。所谓“入木三分”,不是酷评,更不是“骂杀”,而是真切、坚实和深刻,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另两位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诗人是何健和雷子。何健的诗集《山野的呼唤》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特别奖,后来又以《羌民篇》获得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雷子是以诗集《雪灼》获得“骏马奖”的。实际上,她不仅仅创作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均有所涉及。她的作品,文如其人,心若其境,折射出作家的生活态度。

  首先,大多处于收集材料和初步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当然是写史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基础性的。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现代作品,仍然多是民歌、民间故事等口头创作,有的还要深入民间去搜求,工作量还不小。因而初步的工作便是选择、列举并介绍这些作品。如《蒙古族文学史》(注:齐木道吉等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记述在内蒙广泛流传并有全国影响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对其产生的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特点、目前整理情况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又如对描写本世纪20年代科尔沁草原上蒙族人民痛苦生活与艰苦斗争的《英格与勒城》、《格瓦桑布》两首叙事诗,也介绍得较为详细。这都有助于人们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了解,哪怕是复述一下它们的情节,也是很必要的。一些书中还注意现有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这些文学的记载,就更可靠些。如《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出版。)中记载了40年代后期《内蒙古自治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如1947年至48年间,所发的《访问西太本》、《王金财诉苦》、《恶霸拘留所参观记》、《哑吧诉苦》、《恶霸地主包迎祥的罪恶史》等描写土改运动的通讯报告,以及当时这些报纸上发表的优秀群众诗歌。一些书中也还注意记述非专业作家的创作,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过贡献,也是可以上史的。如《白族文学史》(注:张文勋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1983年7月修订。)上介绍了白族知识分子张子斋、马曜、杨明等的创作。杨明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的影响,抗战时期在昆明曾创作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内容是写农民被拉壮丁,告别了父母妻儿和土地,但并未战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了长官的皮鞭下。据说此诗曾得到闻一多先生的赞赏。建国后他担负戏改工作,他所整理改编的戏曲,如《牛皋扯旨》、《借亲配》、《望夫云》等是很有名的。马曜、张子斋等也写过不少较好的作品,建国后都成为白族的重要文化干部。

石一宁: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高潮。尤其是中国作协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以体制机制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不仅«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而且全国各名刊大刊和出版社,也都很重视刊发和出版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少数民族文学老中青作家创作活跃,新人辈出,作品大量涌现,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局面。然而,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也是明显的,这就是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因为经历、阅历所限,创作题材狭窄,往往局限于身边生活琐事,题材乃至内容撞车甚为常见,原创性严重不足。能够书写和驾驭重大题材,创作史诗性作品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甚少。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全球经济宏图,又何尝不是文化的一次回归和新变? 回归,是因为“一带一路”唤起了深远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汉唐气象、大漠雄风,还有浩荡的航海船队……货物贸易、戍边卫疆、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这些历史内容,该有多么宏富,多么厚重,值得作家去挖掘、钩沉、打捞,去回味、咀嚼和反思。新变,是因为今天的“一带一路”规模与意义已远远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经济之路、民生之路,也是交流之路、和平之路;是发展中国之路,也是造福世界之路,是“新型全球化”,是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这其中,当有多少文化的新风貌、新内涵、新经验! 少数民族作家多来自或生活在丝路地域,面对重新唤起的历史记忆,面对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确实需要深切体认,激活情感,开启想象,以深刻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迎接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羌族作家顺定强的创作也值得关注。近期,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其长篇小说《雪线》,作品以饱满的热情,运用优美的语言,讴歌当地人民的生存价值观。他创作出版了散文集《相约阿曲河》《神奇的莲宝叶则》、报告文学《抗争百年顽疾》,并参与了电视纪录片《迎接朝阳》和《邓登的希望》的创作。此外,还有梦非、王明军、董税、王国栋、罗子岚等羌族作家和诗人,也都处在创作的黄金期。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羌族文学不断向前发展。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唐弢、尹家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书中介绍了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诗歌、散文,还在群众诗歌创作的章节,记述了蒙古族都古尔苏荣等的诗。此后,有一些新编的现代文学史,也注意收录少数民族作家。如福建出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特设吴重阳执笔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和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等章节。云南出版的刘元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也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中,辟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等章节。除了人们熟悉的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之外,马子华、李寒谷、曾平澜、端木蕻良、马加、华山、陆地、穆青、李超、沙蕾等满、壮、回、白、纳西诸民族作家,也得到了评介。

钟世华:创作和理论是文学的两翼,您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能否谈谈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您的一些建议?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者们大都做了某些归纳、总结,试图概括出现代阶段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个工作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其中注意描述、研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学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很有价值的。如白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渗透,就有长远的历史。而有的少数民族,如纳西族,则主要在现代阶段,才开始大量接受汉族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文学活动一度相当活跃,也很自然地促进了壮汉文学的交流。这是个新鲜的课题,还有待新文学研究者们花功夫做深入的研究。

丝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发展之路,这决定了丝路文学的风格更多的是健朗刚劲、慷慨豪放的,如唐代的边塞诗。但丝路文学亦无太多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当代新的创造。“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宏图大业,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外作家也会将丝路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丝路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不妨先假以一段时日。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其中,特别值得细说的几位羌族作家是谷运龙、羊子、何健和雷子等。

  在搜集材料中,各书作者都很注意有关革命题材的作品,因为从这类作品中能够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如《白族文学史》中记述1936年红二方面军经过白族地区。红军在白族地区为时不过几天,却在白族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并给白族口头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白族口头文学中出现了反映崭新革命斗争的题材和崭新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关于红军长征的传说故事,为白族口头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修订版,第227页)此后留传于此的,就有《红军攻打宾川城》、《贺龙换马》、《贺龙挥臂擂石鼓》等故事。《广西壮族文学》(注: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院中文系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7月出版。)中记录了壮族中流传的许多关于韦拔群的故事,如《自由和平等》、《草帽的来源》、《瑶族奶奶舍身救拔群》等的故事,主要表现壮族共产党员韦拔群为人民的解放英勇斗争,他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在《纳西族文学史》(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2月出版。)中,也记载了1936年红二方面军路过丽江时,给纳西族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从此流传开许多民间故事,如《一个连长的故事》、《萧克扛锅》、《再有十万八千里也要行》等,多是歌颂红军的。还出现了一位叫文修的民间诗人,他是被地主派到城里去背东西的,却在城里看到红军给穷人发银钱。后来据此亲身经历编了抒情诗《三月和风吹》,一直流传到云南解放以后,又由他本人做了修订、整理。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当代汉族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语言形式方面,汉文新诗同样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流。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母语创作。铁衣甫江、韦其麟、柯岩、苗延秀、牛汉、金哲、阿尔泰、晓雪、饶阶巴桑、吉狄马加、胡昭、木斧、库尔班·阿里、汪成栋、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如果要指出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歌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如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方面,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的长诗«我,雪豹……»,诗中拟人化的濒危动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数民族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诗人阿顿·华多太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7期的诗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确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这个城市,广阔如草原/牛羊都带着滑轮,在奔跑/一个牧人骑着一匹老马/乘夜色到最近的邻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个站点/ 北京确实太大,以致我/怀疑自己,在北京/还是在北京的阑尾里/从天安门到圆明园的路程/在我家乡,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赶回家/等着母亲挤奶/ 北京太大,声音也很大/玻璃窗离公路多么遥远/我的耳朵还能听见沙子/在每一个轮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为手工制造的天籁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1]这首诗中的想象与意象,显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此外,少数民族诗人甘于寂寞,勤奋笔耕,他们创作态度的诚恳,情感的真挚,表达的敦厚,也都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优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东汉时期,在汶山郡以西的古羌部落对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在与东汉王朝的交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为后来羌族书面创作的增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时期,古羌人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军事将领,他们不仅精通汉文书简,而且还能用汉文写作,创作了较早的一批羌人散文作品。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总之,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如源远流长的岷江,不断在延续、传承,也不断在创新、发展,它终究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钟世华:对“寻根文学”的评价,学界始终褒贬不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寻根文学”,您是如何评价的? 您认为文学真正的根是什么?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3] 石一宁.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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