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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人把一些没有任何诗情诗意诗趣诗味的,在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同时

时间:2020-01-07 15:59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诗歌创作要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社会,这是诗歌界长期以来的强烈呼声。这种声音的出现,主要源自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个人化写作的盛行,让很多诗歌沉迷于琐碎的生活经验之中,诗人由此丧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能力,诗歌变成了对生活碎片的简单记录,却无法对时代和社会的总体状况进行言说;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经不再居于舆论场域的中心,是否能够通过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让诗歌成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媒介;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实践,精彩的中国故事不断上演,我们的现实生活比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都要精彩、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那些能够反映时代气象的大诗、史诗。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报告指出,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新时代诗歌的创新,最终还是取决于新时代诗人对自我的更新。评论家杨庆祥说,微软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小冰”,它可以写出很有诗意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情况,诗人们必须重新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重新思考“立人”与“立言”的关系,重新把诗和人结合起来,在诗歌写作中表达诗人的遭遇、命运,使之与“人工智能之诗”区别开来。诗人马骥文说,无论在任何时代,诗歌都必须回应时代对它的期待。诗人在语言技艺上的精进和成熟,一定是在和时代的回应关系中完成的。在新时代,诗人要锻造出一个健全的心灵,这应该体现在,任何时代的内容在他那里都能够得到深邃的观察和认真的回应。

与诗歌创作同步,早在1930年代末期,穆旦就开始尝试外国诗歌的译介,早期曾翻译了泰戈尔、路易·麦克尼斯、台·路易士等。尤其是他对普希金 、雪莱 、拜伦 、济慈、丘特切夫 、班雅敏·拉斯罗等人的翻译以及译介的 《英国现代诗选》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甚至某些方面在今日仍难以被超越。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当前诗坛存在很多具有担当意识的诗人,他们关心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的热点事件,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但是,随着热点事件一过,很多诗歌就不再有人去读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为了“介入现实”而“介入现实”,有的诗人把诗歌写得跟新闻报道一样。特别是在当下,网络非常发达,网络浏览代替了实际的生活,很多写作者浏览几条新闻、几张照片就开始写诗了,其诗歌中就会缺乏情感的嵌入和沉淀,也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有一次,有一位诗人寄给我一本诗集,恰巧同事也认识这位诗人,就随手拿去翻阅。他看了之后说:“这就是把一段新闻,分行排列就可以了!这我一天能写个几十首!”如果我们的诗歌不能够就现实细节进行诗意提升,就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支持。诗歌介入现实有其独特性,它总是跟现实好像隔了一层,但却能真正抵达现实的本质。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诗酒文饭”,诗人要把“粮食”转化为“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饭”、甚至是还没熟的“米粒”。诗人在创作中要将写作素材进行心灵化、体验化,内化成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然后再用语言将之生动呈现出来。

当下的新诗创作,总体趋势是好的,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在一些诗人的一些作品中,也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比如,有些诗作低俗、庸俗、媚俗,格调不高;有些作品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有些诗人把一些没有任何诗情诗意诗趣诗味的“口水话”分行排列,炮制出一些完全离开了诗的审美标准和基本特质的非诗伪诗。另外,网络释放了诗歌的生产力,对诗歌及时广泛的传播普及和发展有好处,但由于大大降低了发表的门槛,甚至接近于“零门槛”,也进一步助长了诗歌审美标准的缺失。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更好地处理新旧传统、中西交流等命题。诗人刘向东认为,新诗和传统诗词虽然形式有别,但在很多诗意向度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做到“守正”,继承古典诗词优良传统,同时在面对新时代语境时敢于创新。这个时代呼唤具有综合创造力的伟大诗人,但这样的诗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我们不必气馁,每个诗人都要努力参与这个时代的见证与言说,共同书写一部当代史诗。在评论家蒋登科看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引进密切相关。在新时代,希望有更多优秀翻译家对那些外国经典诗作进行翻译。在注重引进外国诗歌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中国新诗的“输出”工作。应该遴选出比较权威的新诗选本,并组织优秀翻译家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介绍,向外国读者系统地推介中国新诗。

穆旦的诗歌方式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诗人在处理当下和现实生活的时候不应该沦为表层化的肤浅描述和表达,而是应该在语言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上,通过个性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予以过滤、转化和提升,从而将个人现实和社会现实提升为普适性的经验和语言现实、历史化现实。我想,这是穆旦诗歌对当下写作的最重要启示。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这的确是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作家、诗人的宿命。诗人从具体的事物入手,通过完整的诗意呈现,总能够抵达一些共通的经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诗作,从具体的人和事写起,但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当然,“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一再强调,“诗歌要更好地反映现实”,“诗歌要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时候,并非是基于对“个体化写作”的完全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还需要加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这正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中说过的:“任何伟大艺术的目标,都要提供这样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看不到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因为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汇集成为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传播得比较广的一些诗歌,大都是无意中暗合了某些时代心理的作品。这个时代性是丰富的,它有多重面孔。如果每个诗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抒写好这个时代总体性的每一个侧面,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总体性。

创新是诗的生命。写诗既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与别人雷同。一首诗是一次发现,是一个发明创造。而真正的创新创造,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要写出新时代的大诗,诗人必须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把握。诗人阎安说,新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然状态,即使不亲临现场,人与人照样可以通过互联网“见面”。但是现实感是虚拟的体验所不能替代的,诗人应该启动自己的身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诗意空间。诗人李云认为,新时代需要真正优秀的诗歌,需要能客观和诗意地反映时代特征的真诗。完成新史诗创作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需要诗人们真正深入生活,到人民当中去。诗人要端正创作方向,超越“小我”,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技巧中走出来,拥有大格局、大抱负。

时至今日,很多人对现代诗的印象就是抒情的、浪漫的、可朗诵的 ,而这只能限制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理解。从现代诗的发展和当下状况来看,现代诗的抒情方式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走向了反音乐性甚至反抒情的散文化,并且越来越呈现出叙事性和戏剧化的特征。而穆旦的一些诗就具有这种特征。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伊格尔顿的这句话鲜明强调,诗人用诗歌来反映现实,终归到底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传达主题、思想,可能看起来很大声、很热闹,但其影响力也会很快消散的。诗人必须依托高超的艺术转化、艺术传达能力,将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出来,进而才有可能冲击广大读者的心灵。因此,在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书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诗人应当有个性,诗是诗人的心灵之歌,是他富有个性的内心独白,是他的精、气、神的诗意体现。没有个性和个性化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但是,任何富有个性和卓有成就的诗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和人民之中,是社会、时代和人民哺育了他,他的艺术生命和创造成果就在于与社会、时代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诗人的优秀诗作,都是以富有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语言形式,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来深刻反映现实、抒发时代感情、倾吐人民心声的。我们新时代的诗人,更应当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抒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创作出更多歌咏新时代、反映人民美好创造实践的优秀诗作,成为值得诗歌界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1月5日至6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诗人、评论家参加,围绕论坛主题“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展开研讨。论坛由《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主持。

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代表,穆旦正是一个新诗过渡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诗人和翻译家。他的求学、创作、译介以及美学追求都成为了新诗自身的重要传统之一。穆旦一生的诗作也不过150多首,但是至今仍耀眼,且已然获得了经典化的位置——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并在各种选本和研究中获得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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