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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每天听一首诗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时间:2020-01-07 15:57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他是人民的诗人,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读者如是说。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米仓山的叶子就红了。

罗振亚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叛逆和破坏,使诗人日渐矮化,使“诗人”称号更多地意味着边缘、疯癫、喧嚣和可笑,于是,被誉为“心灵的舞蹈、思想的体操、情感的喷泉、精神的路标”的诗歌,曾被无数人视作生活元素、灵魂寓所和精神钙质的诗歌,渐渐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与大众的关系日益疏远,其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削弱,其社会功用越来越弱化。诗人与社会双向背离。

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他写现代诗,却喜欢研究古文字,爱读线装书。他最爱读常读的是《诗经》。在他看来,现在的诗和《诗经》中的诗相比少了单纯。他羡慕古人本真单纯的情感生活。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大气、鲜活、多元的新时代气象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评论家李星说:雷抒雁的诗,赋予政治抒情诗以新的内涵,从小我之中可见大我。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我拜读完后,询问了一句内行人看来极为弱智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要取名大雁,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诗中没有一丝迹象跟大雁挂钩。老师的答案是诗歌应该简单明了,是语言的提炼,不可以啰里八嗦。诗歌尽可能不要过于直白,否则会容易陷入口水诗的尴尬境地。老师的一番话让我想起前不久有人提及的王维的《山居秋暝》: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小草在歌唱》影响了雷抒雁的一生。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人间依旧要好诗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到凌晨4点,《小草在歌唱》诞生了!它“是在塑造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敢笑敢骂、有愤怒有喜悦的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在写那些横卧在稿纸上的押韵的字行”。看着眼前的诗行,雷抒雁想唱,想喊;想哭,又想笑。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10.19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诗歌是永恒的,人类永远需要诗歌,需要真正有价值的诗歌,需要被人民认可的诗歌,需要永远被铭记和传扬的诗歌。

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小草在歌唱》,“带着诗人的悲愤、欢欣、意志、理念和情感,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唤醒了整个神州大地”,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被形容为“重磅炸弹”,震撼着沉闷已久的诗坛,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确立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的诗歌名篇。有评论家认为它“是新现实主义的开篇”;有评论家认为它“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先声之作”。大学将它收入课本,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以它应试朗诵,一批又一批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树立起高尚的人生价值观。

开始更广泛接触诗始于《为你读诗》的公众号。初始缘由不是诗的韵律有多美,而是每天不同的读诗人那富有磁性,非常有感染力的嗓音深深吸引了我。于是乎,每天听一首诗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伴随着听诗时间的增长,我慢慢喜欢上了很多诗的内容。只是喜欢归喜欢,对于懂行方面,我属于小白级别。充其量也不过是从字面意思去揣摩它的一些含义。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天才代表和流传佳作出现。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郑敏等之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诗坛,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坚、西川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诗坛,都支撑起他们活跃的诗歌时代;《凤凰涅槃》《断章》《雨巷》《再别康桥》《死水》《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等,皆可视为新诗在不同时段留下的“动态经典”。按照这个标准去检视,不难发现,21世纪诗坛尽管林林总总,众声喧哗,但在重量级诗人的输送上逊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缺位,群星闪烁而无月,多元并举背面是欠缺规范,许多诗人理想高远,有理论锐气,但创作上尚未提供与理论匹配的文本。尤为令人心忧的是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创作与欣赏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游戏,诗人们的鸣唱难以获得大众青睐和掌声。能否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双重自觉,推出不负时代的大师级诗人和作品,铸造诗魂高迈、穿透时代与喧嚣的经典文本,仍是检验诗歌是否真正繁荣的重要参数。

“爱情是最古老的一种情感表现方式”,他说,“古人唱自己编的歌,今人唱专家编的歌。古人用自己的心打动别人,现代人借别人的心打动自己。”十年前,我与雷抒雁先生同时参加“全国散文名家北戴河金秋论坛”,师生首次海阔天空地聊,他慷慨陈词:情诗都不是为眷属写的,一旦进入婚姻,就写不出情诗了。鉴于师道尊严,我没敢接话茬,失去了一次深入挖掘诗人内心世界的难得机会。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短短时间内,佳作接连问世,社会反响热烈,他声名鹊起,然而,依然冷却不了他沸腾的热血,平静不了他狂热的心灵。

454天

罗振亚

《诗经》,作为中国诗歌根基和文学源头之一,受到中华民族近乎膜拜的尊崇。然而,在经、传、注、疏的解读下,它变得越来越深奥和神圣,经过宋朱熹、元汤显祖、明徐光启、清陈启源等大儒们注解后,更俨然成为儒家经典。历朝历代的《诗经》研究都受到或多或少政治和道德观的影响,甚至连五·四时期的闻一多都认为它是一部淫书,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更是把它阶级化政治化。

传统诗歌,因而造成了矫枉过正的弊端。比如,他们反对文艺政治化,便对社会生活不屑一顾,热中于崇尚自我;他们本想竭力改革诗风,变直白式的大众宣传为含蓄的自由表述,却使诗歌创作加快了玄学化的步伐,进一步拉开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诗歌形式散文化也愈演愈烈,冗长无形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那时候,诗歌朗诵会在全国遍地开花,而必备节目就是《小草在歌唱》,很长一段时期里,只要拧开收音机,总能听到有人在朗诵《小草在歌唱》。

二表达低俗,肮脏堕落。

客观而言,当代诗歌境遇与时代发展、媒体格局和生活方式巨变关系莫大。文化艺术形态空前丰富,文化生活选择五花八门,视听媒介内容便捷易得,不断分流诗歌等传统文艺受众,诗歌“对手”更多、更强,文字之美冲出重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外在压力一分不少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比如“垃圾派写作”等诗歌创作,就是浮躁心态的流露,是求新求关注的饥不择食。事实证明,放弃精神坚守和艺术追求并不能为诗歌赢得读者与尊严,逃离现实而走向私密、搁置价值而走向狂欢,只能让诗作精神内蕴日趋匮乏贫弱,愈加自我边缘化。没有哪个年代的创作是容易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选择了诗歌创作这条路,就是要迎难而上,以独到感悟和独特表达重建诗歌与现实对话,努力在内蕴上提供新的精神向度。这要求诗人以足够艺术定力,远离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扎扎实实致力于文本打造,多方探求诗歌艺术可能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攀上诗歌艺术的高原和高峰。

“写作,没有难度就不会有精品。古人‘白发搔更短’‘两句三年得’,现在呢?都想走捷径,都太随意,不想费脑子而想写出好作品,可能吗?写出一大堆口水诗,读者能满意吗?诗人要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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