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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东分盟,《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时间:2020-01-12 23:29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手中的这部长篇小说《卿云歌》(王树理 着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封面浑厚、素雅,色泽黄中裹黑,像极了我家乡庆云那片土地,我似乎嗅到了从那片土地上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气息。这片山东省最北边、毗邻渤海湾的土地,用老辈人的话讲,叫“苦海沿边”,这里地碱水苦,却是王树理先生笔下讴歌的对象。小说充满着激情和对这片土地的爱恋,抒写了生活在这片苦涩的土地上的人们,战胜灾难、自强不息的精神。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无法淡定,我的直接感受是亲切、感动、佩服。 王树理先生曾在庆云工作过五年多时间,他非常了解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他早就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而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庆云人,因为文学之缘,结识树理先生。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这片土地,这里的村庄,这里的盐碱地,这里的枣树,这里的人和事,树理先生谈起来,无不是声情并茂。让我这个庆云人最感吃惊的是,树理先生能说出庆云县所有村庄的名字,且能了解这个村庄的大体情况。这说明,庆云,确确实实早已融入进他的血液之中。因此,树理先生能以庆云这片真实的土地为背景,融入自己巨大的感情,创作出这部沉甸甸的《卿云歌》,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所以,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我的感受肯定跟其他读者是不一样的,要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也不仅仅是因为好多故事是真实的,我觉得重要的是小说塑造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太符合庆云人了,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非常准确,让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些老邻旧居。 这部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纪实性。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小说里的芦花寨和芦花寨里的那些人,是我虚构的一个支点,其余的故事,不少用了真地名、真人名、真事件……”确实,小说除了芦花寨和卢氏家族的那些人,其他一些故事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比如着名的庆云县马颊河暴动,比如刘格平、范普泉等革命者,都是真实的。实际上,传达情感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文学手法就是纪实性,这几年风起云涌的“非虚构”,就是试图寻找和恢复一种文学的力量。 《卿云歌》中的纪实性,达到了突出的效果,尤其是在展示庆云人民在反抗压迫、面对灾难和追求理想方面,都凸显出纪实元素的重要性。正如书的封底上,着名作家张炜先生所言:“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一个作家的力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使他的创作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积累,抵达了另一个全新的境界……” 王树理先生尽管离开庆云多年,但这里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他说“一直感恩于那片黄土地,总想写一写庆云”,他的双眸始终注视着那片土地。我想,他肯定在庆云人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庆云人身上优秀的品质很多,通过读这部长篇小说,我发现,他以饱满的激情,抒发了那种追求理想,奋发向上,积极探索的精神。从刘格平等人的革命理想到芦花寨人建设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生存理想,始终贯穿着整篇作品,最后以卢继承对科技育苗兴农的执着追求和坎坷遭遇,最终获得了爱情和成功,这种强有力的正面精神把整篇小说推向高潮。我觉得,《卿云歌》中所讴歌弘扬的这种精神,正是如今小说创作中所普遍缺少的。 从文学角度来讲,这部小说也有诸多新意。比如小说的结构,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它以卢继承为视角,以芦花寨为基点,展示了庆云县近百年的历史,也是庆云人近百年的革命史和奋斗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显然并不想把视野仅限制在庆云甚至鲁北平原,因此,《卿云歌》这个名字的精妙喻意和重要性便体现了出来。 《卿云歌》曾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歌在中华大地上传唱过。所以,我想作者也试图向我们展示这个国家20世纪多灾多难、拼搏进取的历史。那随处可见的民歌民谣,贯穿整部作品,使作品的线条更加清晰、活泼。还有刚才谈到的,那些让我倍感亲切的人物,卢丁爷爷、乡村教师严鸿儒、寡妇佘二奶奶、独臂民兵连长赵世成等等,写得鲜活生动,尤其是对崔大牛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有特点,这是个在人性上复杂的人物,刻画得也最为丰满真实。而卢继承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和希望,是一个乡村新人的形象。 我知道,这部长篇小说是王树理先生的心血之作,酝酿多年,成稿后又修改过六遍,其中的辛苦和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可以说,对庆云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全部融入进这部书中,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比如扉页上的那方印,最能代表作者的心声:三分得意庆云水,一生寄情枣园风。这份情感,深沉而又浓郁。

在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颈下枕着的是《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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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山乡巨变》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为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同时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了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的文学修养。小说中的人物最见光彩的是盛佑亭,这个被称为“亭面糊”的出身贫苦的农民,因怕被人瞧不起,经常性地吹嘘自己。他心地善良,同时又有别人不具备的面糊劲儿,他絮絮叨叨,爱占小便宜,经常贪杯误事,爱出风头,既滑稽幽默又不免荒唐可笑。他曾向工作组的邓秀梅吹嘘自己“也曾起过几次水”,差一点成了“富农”,但面对入社,他又不免心理矛盾地编造“夫妻夜话”;他去侦查反革命分子龚子元的阴谋活动,却被人家灌得酩酊大醉;因为贪杯,亏空了八角公款去大喝而被社里会计的儿子给“卡住”……这些细节都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典型的乡村小生产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当时中国农村普遍的、具典型意义的形象。当时的评论说:“作者用在亭面糊身上的笔墨,几乎处处都是‘传神’之笔,把这个人物化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声态并作,跃然纸上,真显出艺术上锤炼刻画的功夫。亭面糊的性格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点,这正是这一类带点老油条的味儿而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农民的特征。作者对他的缺点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无爱抚之情,满腔热情地来鼓励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保护他每一点微小的积极性,只有对农民充满着真挚和亲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这样着笔。”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陈忠实写老汉写得好,这是他早期的短篇给读者的印象。1979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徐家园三老汉》,陈忠实甚至同时写了三个老头。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我总不能写一辈子老汉。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

周立波这样的理论视野的形成,与他的文学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周立波的文学生涯中,从1940年到1942两年间,他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授《名著选读》课程。延安时期的鲁艺,文学资料的匮乏和教学条件的简陋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周立波在鲁艺不仅讲授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重要的是,他还先后讲授了高尔基、法捷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以及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俄苏和欧洲19世纪的重要作家。有了周立波的课程,延安鲁艺的文学授课就有了世界文学的视野。而这些无论是欧洲19世纪的文学大师,还是俄苏的文学大师,对周立波的文学观念显然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周立波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课,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整风之前,但是,在这些名著的讲授和分析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在左联时期就已经具有的革命文艺的思想和观点。他在分析托尔斯泰晚年宿命论的思想时说:“为了他的永久的宗教的真理,他要创造永久的人性。然而永久的人性是没有的,延安的女孩们,少妇们,没有安娜的悲剧。”他在分析莫泊桑的《羊脂球》时谈道,大艺术,一定要积极地引导读者,一定不是人生抄录,而是有选择、剪裁,因为“实际的不是真实的”;“而我们更不同于莫泊桑,不但要表现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这些,林蓝先生在校注《周立波鲁艺讲稿》的附记中有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舒晋瑜:采访手记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其他人物,像思想保守、实在没有办法才入社的陈先晋;假装闹病、发动全家与“农业社”和平竞赛,极端精明、工于心计的菊咬金;不愿入社又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张桂秋;好逸恶劳、反对丈夫热心合作化而离婚,又追悔莫及的张桂贞等,都塑造得很有光彩。但比较起来,农村干部如李月辉、邓秀梅以及青年农民如陈大春、盛淑君等,就有概念化、符号化的问题。当时的评论虽然称赞了刘雨生这个人物,但同时批评了作品“时代气息”不够的问题,认为:“作为一部概括时代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不够鲜明突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充分写出农村中基本群众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也没有充分写出基本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进一步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集体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这一批评从一个方面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作家在实践中的勉为其难。作品中“先进人物”或“正面人物”难以塑造和处理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周立波一个人遇到的问题。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我现在总是忙手头的事情,有话题涉及过去的中短篇时我会看一些,也想到当年写作的心态,包括弱点。我自己从不作评价,我的认识和体验也许有局限,但我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我们那段历史的体验,基本都在《白鹿原》中表述出来了。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作品叙述的是湖南一个偏远山区——清溪乡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故事。正篇从1955年初冬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开始,到清溪乡成立五个生产合作社结束。续篇是写小说中人物思想和行动的继续与发展,但已经转移到成立高级社的生活和斗争当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周立波也难以超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写作模式,这当然不是周立波个人的意愿,在时代的政策观念、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无论对农村生活有多么切实的了解,都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这是时代为作家设定的难以超越、不容挑战的规约和局限。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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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舒晋瑜:您给电影《白鹿原》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另外五分的遗憾在哪里?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当然,对周立波影响最大的,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直是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周立波1942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6年参加了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51年2月,他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试图描绘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宏伟蓝图,创作了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955年冬,周立波回到故乡湖南益阳县农村安家落户,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并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他的创作又一次转向了农村题材。其间先后发表了富于乡土情调和个人艺术风格的短篇小说《禾场上》《腊妹子》《张满贞》《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下放的一夜》等,1960年结集为《禾场上》出版。

多年前,他曾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

舒晋瑜:您说过《白鹿原》的写作构思了两年,写了四年,做了大量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工作,在这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才构建了这部具有史诗气魄的鸿篇巨制。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呢?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舒晋瑜:您当年调入省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后就做出决定回老家,“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和文坛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后来为什么没能再坚持这种意识?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图片 1

周立波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也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1979年逝世之后,周扬在198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怀念立波》一文。周扬说:“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周扬的这一评价,虽然不是“盖棺论定”,但至今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评价周立波革命生涯和文学创作的重要依据。

“我做的都是必须要做的,也有浪费时间的应酬,这些起码磨损和淡漠了作家的艺术神经和感受力。但是我总不能生活在桃花源中。”他曾经试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创作,但是没达到创作的理想状态。

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山那面人家》是周立波的名篇,曾被选入不同的选本和课本。小说选取了一个普通人家婚礼的场景和过程,并在充满了乡村生活气息的描述中,展示了新生活为农村带来的新的精神面貌。婚礼的场景决定了小说轻松、欢乐的气氛,但作家对场景的转换和处理,不经意间使小说具有了内在的节奏和张弛有序的效果。新娘、新郎、兽医的形象在简单的白描中跃然纸上。唐弢评论周立波的这些短篇时认为,它具有“生活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就《禾场上》和《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三篇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淳朴、简练、平实、隽永。从选材上从表现方法上,从语言的朴素、色彩的淡远、调子的悠徐上,都给人一种归真返朴、恰似古人说的‘从绚烂到平淡’的感觉。”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在他的时代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散文化、地域特征和不那么阳刚的语言风格。

舒晋瑜:这些年来,《白鹿原》被改编成话剧、秦腔剧、舞剧等形式。您能简单评价一下吗?您如何看待电影《白鹿原》的改编?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后经上海中国左联批准,改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东分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但是如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

电视剧版《白鹿原》剧照,演员李沁饰演田小娥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2018年是周立波先生11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向他卓越的文学成就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缅怀。

“我坐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梁上,感觉到与脚下这块被许多祖宗耕种过的土地的地脉接通了,我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了。”他曾回忆在村里的二分地里务弄苞谷蔬菜,是令人向往而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只有在原上写作,创作生命才能达到最佳的气场。如今,他真正与原上的地脉融通了。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周立波自己在谈到作品人物和与时代关系时说:“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儿,不过常常不止一个人。……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但他同时又说,“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以为文学的技巧必须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在这一表述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作家自己难以超越的期待:他既要“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又要“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这是一个难以周全的顾及:按照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周立波塑造了生动的亭面糊等人物形象,这是他的成功;但要把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尽管他已经努力去实践,但由于流行的路线政策的要求,他难免会受到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不够的批评。

“我为什么写不了城市?就是没有深入体验。从少年识字到中年甚至到五十岁,我生活在农村,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乡村,心理感受改变不了。我也在城市生活很多年了,但是感受远远不及农村生活的感受。”在陈忠实看来,尤其青少年时期的感受,对后来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过来,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作家,他们也无可选择地写城市。“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主要决定于作家自己的体验。写作就是写感受最深的生活。要想当一个好作家,就得走进生活,这是写作的法典。”

草明文学道路的历史审视

周立波初登文坛时,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翻译和文学评论的工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起就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文章,积极地宣扬和阐发“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理想特征”。在《文艺的特性》一文中周立波说:“情感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接……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就是浪漫主义也都深深浸透着政治和哲学的思想。”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中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绘出正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常常,他们把那一代正在生长的典型和行将破灭的典型预报给大众,在这里起了积极地教育大众、领导大众的作用,而文艺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在此。”另一方面,周立波同样重视浪漫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他认为“幻想”的介入对于现实主义具有的独特价值,他在《艺术的幻想》一文中谈道:“在现实主义的范围中,常常地,因为有了幻想,我们可以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一切进步的现实主义者的血管里,常常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因此,也离不了幻想……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要提高现实。”从这些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周立波虽然一直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但是,他并不排斥浪漫主义,他甚至认为浪漫主义是“提高现实”的有效手段。在这样的文学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到,周立波的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现实主义,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以吸纳其他艺术手法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

舒晋瑜:《白鹿原》中有两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田小娥和白灵,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女性,或者说塑造她们的初衷是什么?感觉相比于白灵,小娥的形象更为血肉丰满真实自然,在我读来您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饱含感情的,有种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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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反映故乡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中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他的创作实践,无意中在“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周立波接续了乡土小说的脉流,试图在作品中反映并没有断裂、仍在流淌的乡村文化,同时,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农村巨大的历史变化和新的文化因素已经悄然地融进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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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随着广州白色恐怖的加剧,草明与罗西来到上海,在《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聂绀弩邀请的聚会上,草明与胡风和罗西等人见到了尊敬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草明写作了更多的隶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绝地》,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与鲁迅、茅盾、巴金、罗西等17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5年一度被捕入狱,得到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人的设法营救和经济支持。1936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鲁迅逝世后她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工作,与同是广东人的许广平一起到鲁迅墓地。与鲁迅的结识和鲁迅的教诲,成为草明左翼文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禾场上》的场景是南方农村夜晚最常见的场景,劳作一天之后的乡亲,饭后集聚在禾场上聊天。“禾场”既是娱乐休闲的“俱乐部”,也是交流情感、信息的“公共论坛”;既是一种乡风乡俗,也是乡村一道经年的风景。作家将目光聚焦于“禾场上”,显示了他对家乡生活风俗的熟悉和亲切。禾场的“公共性”决定了聊天的内容,在天气和农事的闲谈中,人们对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也有对成立高级社的某些顾虑。工作组长邓部长以聊天的形式解除了农民的隐忧,表现出他的工作艺术和朴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但“禾场”营造了一种田园气息和静谧气氛。小说在情调上与乡土小说确有血脉关系。小说以简洁的笔触生动地勾勒出了脚猪老倌王老二、赖皮詹七、王五堂客等人物形象,显示了作家驾驭语言的杰出能力。

舒晋瑜:听说您最在意父亲的看法?

其次,草明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到的、历史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价值。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长期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的历史要求和行为,但始终没有发达强大的工业。因此,中国文学史有山林、田园、乡村文学传统,却无工业文学的积累和经验。现代作家自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和“黑牡丹”等工业文明之花,但由于只有上海等少数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才具备初步的工商业,表现对象的缺失使现代作家心有余而“材料”不足,加之缺少工业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的滋养,也导致现代作家的“心力”亦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茅盾等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大都市上海和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形象,提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何去何从等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问题。由于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日俄殖民主义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重工业建设,其间张作霖父子也出于建设家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开发和布局。故此抗战胜利后东北的重工业占据全国的80%以上,这就为中共出于革命夺权和建国目的实施布局的东北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和基础,也为草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现实的质料和养料。就草明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而言,驾驭本国文学传统里没有资源和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业题材文学,其实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何况世界性范围内真正成功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也很稀缺,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发生史无前例影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誉为比人类此前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大工业,似乎是文学的天敌,它比宗教、战争、爱情、乡村、革命等诞生了一大批世界性文学名着的题材,更难以驾驭和表现,它似乎是文学和作家的黑洞,谁接近都会被吞噬和埋没。但是,作为左翼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草明不畏艰难,为政治和革命而闯入她很快就非常喜欢的工业题材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了多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成为这一领域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家之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填补历史空白性的表现领域和文学经验,这是草明的贡献和光荣。草明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不完美,带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却珍贵而有价值——因为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提供了新鲜和独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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